厉彦林：齐风淄火（节选）

　　五金2023年，“淄博烧烤”火爆出圈，引起人们对淄博这座城市历史文化、民风习俗的高度关注。有人说，上次淄博这么热闹还是在齐国的时候。人们一边品尝淄博美食盛宴，任味蕾狂欢，一边又一页页掀开久负盛名、叱咤风云的齐国历史，品尝一道道精神大餐……

　　山东素称“齐鲁之邦”，这片神奇古老的土地曾孕育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曲阜为中心的鲁国是鲁文化的发源地，淄博则是齐文化的发源地。

　　海岱茫茫，齐风泱泱。司马迁《史记·齐太公世家》曰：“吾适齐，自泰山属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阔达多匿知，其天性也。”“齐风泱泱”出自《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吴国公子季札欣赏乐工演唱的《齐风》，称赞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意思是，真是气魄宏大的大国风范。

　　《战国策》记载：“齐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蹹踘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当时，齐国的疆域西至河，东至海，北从孤竹，南至盱眙，是名副其实的东方大国。

　　自西周吕尚封齐，淄博临淄作为“春秋五霸之首，战国七雄之冠”的齐国故都屹立八百余年，上演过太公封齐、桓公称霸、景公复霸、田氏代齐、威宣盛世、湣王称帝、乐毅攻齐、田单复齐等中国文明史上的重大事件，活跃过姜太公、齐桓公、管仲、晏婴、孙武、孙膑、邹衍等伟大人物。多少明君贤相、英帅良将，共同创造书写了一部雄壮曲折的齐国史。时光流转，岁月更迭，齐风淄韵，云飞神扬，无数人文地标依然闪耀着青春光泽。

　　2023年夏秋季节，我怀着敬畏且忐忑的心情再一次踏上淄博大地，脚下是沉睡的历史年轮和先辈的足迹。我在观察和思考影响国运盛衰、朝代更迭、百姓命运的因素，看谁在解这古代、现代和时代之谜。

　　惊心动魄的故事和英勇悲壮的名字，在岁月长河里流淌了三千年。轻轻拨开历史尘封的面纱，传奇鲜活的故事、机智神勇的人物，依然音符一般跳跃在当前，这是历史和文化代代传承的模具、锁扣或环链。

　　这是明代脍炙人口、广为流传的临淄古八景诗。当下均有实景，风采各异，可惜我分身无术，没能逐一去欣赏和领略。

　　临淄地名源于淄水。《水经注·卷二十六·淄水》记载：“淄水又北径其城东，城临淄水，故曰临淄。”淄水又称淄河或淄江，齐故城因为临近淄水，所以得名临淄。淄河是山东境内的重要河流之一，也是淄博境内最大的河流。淄河沿途有很多风景名胜，它作为临淄建立和发展的历史见证者，引得无数文人墨客留下许多优美的篇章。

　　淄水无言，见证了临淄故城的繁华与落寞。作为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国都，临淄曾是列国中最为繁华的都市之一。如今，千百年的风云变幻，临淄故城的繁华早已被掩埋于地下，但从残存的历史遗迹中，仍能感受到曾经的恢宏景象和叱咤风云的辉煌史诗。

　　齐国称霸春秋、争雄战国，其间涌现出许多明君贤相。生前，他们显赫于世，创造过传世业绩；仙逝后，他们则长眠于这块土地。当地已相继建成齐文化博物馆、中国古车博物馆、足球博物馆等十大博物馆，实现了由“地下博物馆”向“地上博物馆”的转变。“临淄墓群”同样十分壮观。据统计，已知仅临淄一带就有大小古墓一百五十六座。墓主多为王侯、大臣、贵族及名士。

　　“一个博物馆就是一所大学校。”那天，我再次走进淄博市临淄区临淄大道308号的齐文化博物馆时，干脆关掉手机，虔诚地沉醉进齐国恢宏的历史画卷，聆听中华文明的历史回响。博物馆外观像一本扭转的厚重台历，徐徐展开齐文化的历史册页，我沿着齐国史的脉络，寻找齐国故都八百年的兴衰变迁踪迹。这是一座集文物收藏、展陈、保护、研究、教育、休闲功能为一体的综合博物馆，更是一幅展示齐文化起源、兴盛和传承的“全景图”。我时而顿足，时而凝思，时而被“镇馆之宝”吸引，时而欣赏外地来研学的孩子恭恭敬敬地做笔记……

　　齐文化博物馆由雄浑厚重的历史陈列与特色鲜明的专题陈列组成，基本陈列分为先齐文明、西周之齐、春秋齐国、战国之齐、秦汉齐风、稷下学宫、余韵传承等部分。

　　西周时期，姜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人民多归齐，齐国遂成东方大国。

　　春秋时期，齐桓公不计“一箭之仇”，任管仲为相，富国强兵，尊王攘夷，九合诸侯，一匡天下，齐国成为春秋五霸之首。

　　战国时期，田氏代姜，继往开来。齐威王悬赏纳谏，励精图治，一鸣惊人，一飞冲天，齐国列为战国七雄之冠。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无论古人还是今人，都是流水般的匆匆过客，文化却灿若繁星，烛照岁月。

　　淄博，齐文化发源地。“淄”指淄川，“博”指博山。这是个有山有水、人杰地灵、文化底蕴深厚的好地方。古临淄曾是全国最大工商业聚集地，也是鲁商的源头，冶金、纺织、制车、制陶、铸镜等手工业兴盛至极，天下熙攘，车马辐辏，商贾云集，曾有人称其为“东方古罗马”。

　　《孟子》记载：“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距今四千三百年左右，黄河下游的渤海之滨是一片泽国。相传在三皇五帝时期，临淄曾是爽鸠氏集居地；夏朝时期，季荝氏栖居在这里；商初，临淄是逄伯陵氏的属地；商末，薄姑氏在此居住。周朝时期，公元前1045年，太公封齐建国时，此地被定为国都；公元前859年，齐献公吕山复都营丘，并以营丘临靠淄水而改名临淄。汉朝时期，西汉高祖刘邦封其庶长子刘肥为齐王，东汉光武帝刘秀封刘章为齐王，皆以临淄为都，并传多代齐王至于汉末。

　　临淄作为“三齐故都，两汉王城”，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先秦两汉时期，声名显赫，地位极其重要，曾是东方的、经济、文化中心和最繁华的都市。齐国故城遗址集中在今临淄区齐都镇，是先秦国都遗址中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遗址之一。据文献记载，临淄城有城门十三座，现已探明十一座。齐国故城遗址分大城与小城。大城为平民所居，建于西周时期；小城位于大城的西南隅，是国君居住和官吏办公的宫城，建于战国时期。宫殿区在小城北部，遗址主要保存有桓公台和十号宫殿遗址。桓公台为宫殿区的中心建筑，是整个齐国故城的制高点，唐长庆年间建齐桓公庙和管子庙于其上，故名桓公台。十号宫殿遗址则是“一鸣惊人”“无盐娘娘”“邹忌讽齐王纳谏”等故事的发生地，是战国时期齐王宫的一个标志性建筑。

　　主要的商业区在大城北部偏东的区域，即大城的两条南北大道与两条东西大道相交叉形成的“井”字形区域。这一带春秋战国时期商贸兴盛、人口稠密，是齐国“国市”所在，是齐都临淄城内最大的商业中心。“挥汗如雨”“摩肩接踵”等成语便是形容此处商业繁华。

　　小城外西南方约一公里处有齐威王与田忌、齐景公与晏子论和同之地——歇马台；小城西门外有世界最早的官办学府——稷下学宫遗址；大城西部，小城西门外有一代贤相、廉洁奉公的楷模晏婴的故宅以及晏婴冢；大城东南部韶院村有春秋时期孔圣人听齐《韶》后盛赞“尽善尽美”的“孔子闻韶处”；大城东门外有孟子见齐宣王论“与民同乐”的雪宫台；故城西北十公里处有齐国宫台遗址中最雄伟的高台建筑——梧台……

　　出生于淄博孝妇河上游博山的清代大诗人赵执信到梧台游览时，抚今追昔，感慨万千，写下了《梧台诗》，诗云：城西万木入天风，雨送秋声过梧宫。总是于今萧索地，当年那更树梧桐。

　　我曾数次来淄，多是走马观花。癸卯年初秋再次来临淄溯古追今，感慨万千，苦心追寻究竟。有专家介绍说，临淄建城后，淄河河道已经固定。齐故城埋藏并不深，城墙、城中高地桓公台等都还于野可见。伴随岁月风沙的沉淀，尤其是中心的转移，最终导致了故城的废弃……

　　作为齐文化圈中的重要历史文化景观，临淄齐国故城考古遗址公园于2013年年底立项，次年开始建设。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将古城遗貌真实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能够实现齐国故城遗产价值的可持续合理利用。它有效整合齐文化的文学、艺术、考古、建筑等资源，将历史文化资源和民俗资源进行综合开发，为广大市民和游客提供了一个遗产保护、生态休闲、文化交流、旅游观光的场所，从而带动周围景点的协同提升发展，正显现出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齐地先后出现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其中，远古时期的后李文化，距今已有八千余年。这有力地说明，齐地的史前文化是连续发展的，并且成为齐文化的直接渊源。齐地原属东夷，东夷人是这里的土著居民，由于居于海滨，浩瀚无垠、诡谲多变的大海铸就了他们发达的思维、爽朗坚强的品格和奇思遐想的浪漫精神。《管子》《考工记》《齐民要术》《孙子兵法》等传世之作，备受世人青睐。遗存的一砖一瓦，都是历史符号，叠印刀光剑影，闪耀人文光泽，诉说“总观千古兴亡局，尽在朝中用佞贤”的历史脉络和警世名言。

　　这则人人皆知的歇后语的故事原型，最早见于《六韬》。而据《武王伐纣平话》载，姜太公退隐在渭河边，经常钓鱼，他钓鱼的方式很特别，钓竿很短，钓线只有三尺长，钓钩是直的，而且不放鱼饵，人们讥笑他，他说“愿者上钩”。“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这便是齐国崛起的开始。

　　我们知道的姜太公，大都源于《封神演义》里被神化了的姜子牙。历史上的姜子牙的确很传奇，高山仰止，堪称千古奇人。

　　商朝末年，纣王无道，和宠姬妲己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动用残酷的刑罚来反抗的民众。纣王的残暴加速了商朝灭亡。而这时西部的一个部落正一天天兴盛起来，这就是周。周文王姬昌在领地内施仁政，爱人民，善待有才能的人，所以，很多有才能的人都来投奔他。当时，年近八十却怀才不遇的有识之士姜尚，也就是姜太公，隐居在陕西渭水边，这里正好是周文王的领地。他听说文王是一个有德的明主，就希望能得到他的重用。于是，姜太公每天拿着一根鱼竿到渭水边钓鱼，还不停地自言自语：“鱼儿呀，鱼儿呀，你们愿意的话，就自己上钩吧！”

　　历经波折后，周文王听说渭水边有奇人，于是驾着一辆华丽的马车，亲自来到河边，恭敬地向姜太公施礼，请姜太公做军师帮他安邦定国。《诗经·大雅·大明》中这样赞美道：牧野地势广阔无垠，檀木战车光彩明亮，驾车的驷马健壮有力，太师姜太公好像是展翅飞翔的雄鹰，辅佐武王，讨伐殷商，到了黎明便天下清平。

　　周武王姬发在中原取代殷商建立西周政权，迁都镐京，修治周朝政务，与天下人共同创造新的时代，成为新的天下共主，周朝近八百年的历史也由此揭开帷幕。姜太公成为西周开国的大功臣。

　　武王灭商之后，周王朝在各地的统治并未实际确立，尤其是东夷各国，观望新生的周王朝，甚至抱有敌意。为巩固统治，周武王将宗室、功臣分封到各地建立诸侯国，作为拱卫周王室的屏障。姜太公作为功臣之首，被分封到营丘建立诸侯国，作为抵御东夷各国的最前线，国号为“齐”。不久武王去世，成王即位，“三监之乱”爆发，姜太公辅助平叛有功，周成王尊称姜太公为“尚父”，将参与叛乱的薄姑国（今山东博兴一带）旧地加封给他，因而齐国领土得到扩张，并获得“五侯九伯，女实征之”的军事征伐权，齐国逐渐强大，成为周初的大国，奠定了齐国此后八百年“大国”地位的根基。

　　姜太公被封营丘时，“负海潟卤，少五谷而人民寡”，本来多是盐碱地，人烟稀少，加上多年征战，百姓生活艰难。如何治理土地不适宜耕种的齐国，姜太公面临严峻的困难和挑战。加之齐地属于东夷文化圈，民风尚武，莱人未服。姜太公实行了正确的治国方略，不仅稳定了局势，奠定了齐国富强的基础，也成为齐文化的奠基人。

　　上“尊贤尚功”。国初立，百废待兴，亟需大量优秀的人才建功立业。“尊贤尚功”的政策，核心是尊重贤能和有智之士，奖励有功之人，开中华传统文化“唯才是举”“任人唯贤”的先河。姜太公被分封到齐国之初，周公曾问他如何治国，姜太公回答：“举贤而上功。”姜太公的这种人才激励政策，冲破了用人框框的束缚，相比普遍崇尚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用人办法，无疑更有利于让真正有才能的人脱颖而出，促使众多杰出人才拥入齐国。

　　经济上“商工立国”。营丘周边的封地多为盐碱地，不适宜耕种，但适合种植桑麻。由于濒临大海，发展渔业和盐业也非常便利。于是结合盐碱地环境发展养蚕业、纺织业，“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鼓励妇女纺织刺绣，又让人们把鱼货、海盐贩运到其他地区。对外注重招商，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同时，还减少各种税费，结果别国的人和财物纷纷流向了齐国。

　　文化上“因俗简礼”。齐地为“东夷之土”，姜太公了解这片土地的历史与文化，深知在东夷人中间推行周礼、移风易俗绝非易事。因此，他来到齐国后便修明政务，采取“因其俗”“简其礼”的政策，尊重和因袭东夷自身的文化和祭神等风俗，将周王朝礼制中的一些繁文缛节也予以简化。这里的人民宽厚豁达，又足智多谋；乡土观念重，不愿迁徙；怯于聚众斗殴，却敢于持刀剑杀人。姜太公因俗简礼的政策顺应了民心，统治秩序得以很快建立，营造了一个宽松的环境和文化氛围。这一系列新制度的创立，使齐国在“礼崩乐坏”的大背景下率先完成了国家治理体系的根本性变革，使齐国成为当时最强大的诸侯国，有能力承担起“尊王攘夷”的历史重任，成功保护了华夏文明的延续。更重要的是，因俗简礼保留了东夷民族的文化财富和民俗风情，也使新的地域文化在继承中得以发展壮大。可以说，齐文化深深根植于东夷文化的土壤之中，悄然开启了文化融合。用当下的眼光看，就是文化的变革、创新。

　　《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姜太公治理齐国五个月，便向周王朝述职，周公感到很惊讶，问道：“怎么这么快？”姜太公回答：“我简化了齐国的君臣礼节，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周公被封到鲁国，由于需要留在西周辅政，他就派长子伯禽去治理鲁国，结果伯禽三年后才去向周公述职。周公问：“怎么这么慢？”伯禽回答：“我变革当地的风俗礼仪，所以来迟了。”周公叹道：“唉！鲁国后世将臣服于齐国了。政令不简便易行，百姓就不会亲近；政令平和易行，百姓必定归附。”

　　姜太公立足本地实情，因时、因地提出对策，在齐国推行的“三大国策”，使齐国很快富强起来，在西周初期就发展成诸侯中的大国。平定管蔡之乱后，齐国获得了征伐诸侯的特权，为日后进一步开疆辟土、称霸诸侯创造了条件。齐国又因能制造冠带衣履供应天下所用，东海、泰山之间的诸侯们便都整理衣袖去朝拜齐国。

　　《史记》记载姜太公活了一百多岁。他不忘根本，去世后返葬回周都镐京，具体地点尚不得而知。后世子孙和齐地百姓不忘这位伟大的家，他的衣冠冢至今耸立在淄博市临淄区桓公路东首南侧，北侧修建了祠堂，立有“天齐至尊”牌坊，气势巍峨，庄严肃穆，供后人祭拜和追思。

　　齐襄公即位后，横蛮暴戾，荒淫无道，导致政局混乱。公元前686年，公子纠跟着他的师父管仲到鲁国去避难，公子小白则跟着他的师父鲍叔牙逃往莒国。

　　公元前685年夏，齐国内乱，两个逃亡在外的公子纠与小白，一见时机成熟，便为君位展开了激烈争夺。他们都急忙想办法回国，夺取国君宝座。鲁庄公知道齐国无君后，万分焦急，立即派兵护送公子纠回国。管仲决定自请先行，率兵车截击公子小白。管仲一行赶到齐莒边境不久，正好遇见鲍叔牙一行陪同小白乘马车向齐国进发。管仲等公子小白车马走近，便操起箭来对准他射去，一箭射中，公子小白应声倒下。管仲见公子小白口吐鲜血，判断他已被射死，就率领人马回去迎接公子纠。其实公子小白没有死，管仲那一箭射中他的铜制衣带钩上，公子小白急中生智，考虑到对方人多势众，不能硬拼，咬破舌尖口淌鲜血，装死倒下。经此惊险遭遇，公子小白与鲍叔牙更加警惕，飞速向齐国挺进。管仲没走多远，为防万一，又派人急忙回追小白。公子小白一行兵马少，在鲍叔牙的建议下，不走大道，改走山高林密的岑山。据传，为迷惑公子纠，鲍叔牙令士兵将数只山羊倒吊树上，羊蹄下放置战鼓，羊蹄乱蹬，鼓声大震，是为“悬羊击鼓”，又在一路劳顿的战马的脖子上系铜铃，上捆上荆棘，被驱赶时马因疼痛而狂奔，铃声大作，是为“饿马提铃”。公子小白则率众军悄然下山，绕青州益都奔回齐国。鲁君以为小白已死，觉得再也没有人与纠争夺国君之位了，于是护送纠回国的队伍的行军速度就不那么急迫了。六天后，当鲁国护送纠到达齐国的时候，高傒、国氏早已拥立小白为国君，是为齐国第十五任国君齐桓公。民间为铭记齐桓公这段命悬一线的经历，将岑山更名为悬羊山，现已成为一处旅游景点。

　　齐桓公即位后，因高氏、国氏两大家族支持，迅速稳定了局面。齐桓公询问鲍叔牙如何安定社稷，鲍叔牙向齐桓公力荐管仲。

　　鲍叔牙说：“我是你的一个庸臣。你照顾我，使我不挨冻受饿，就已经是恩赐了。如果要治理国家，那就不是我所擅长的了。若论治国之才、如何富国强兵，大概只有管仲了。”

　　鲍叔牙回答说：“派人去向鲁国要求说：‘我们的国君有个不遵守命令的臣子在贵国，想在群臣面前处死他，警训百官，所以请交还给我国。’这样鲁国就会把他放回了。”

　　鲁庄公询问施伯如何处置这件事。施伯回答说：“这不是想处死他，而是要起用他来执政。管仲是天下的奇才，他所效劳的国家，一定会称霸于诸侯。让他返齐，必将长久地成为鲁国的祸患。”庄公说：“那怎么办呢？”施伯答道：“杀了他，把尸体交还给齐国。”

　　庄公准备处死管仲，齐国使者要求道：“我们国君想亲自处决他，如果不把他活着带回去在群臣面前施刑示众，还是没能达到要求。请让他活着回去。”于是庄公将公子纠杀死，并派人把管仲捆缚起来交给齐国使者。

　　管仲之所以没有像召忽一样为公子纠，他自己解释说：“我作为人君的臣子，是受君命奉国家以主持宗庙的，岂能为纠个人而牺牲？我要为之牺牲的是：国家破、宗庙灭、祭祀绝。只有这样，我才去死。不是这三件事，我就要活下来。我活对齐国有利，我死对齐国不利。”

　　“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的管仲，很快以囚徒的身份到达齐国。鲍叔牙亲自到齐、鲁两国交界处——堂阜（今山东省蒙阴县）迎接。齐桓公在庙堂之上以礼相待管仲，向管仲请教为齐之道。很快，“桓公厚礼以为大夫，任政”。出身卑微的管仲从一个囚徒成了地位显赫的齐国国相，也留下了“管鲍之交”的美谈。

　　管仲任相之初，齐桓公对管仲的建议并非言听计从。他起兵伐宋，各诸侯国兴兵救宋，大败齐军；他兴师伐鲁，败于长勺；他与宋国联兵攻打鲁国，结果铩羽而归。经过多次碰壁，齐桓公逐渐悔悟。

　　方面推行“四民分业”“三国五鄙”制度。“四民分业”即将广大群众分为士、农、工、商四种职业群体，按各职业聚居在固定地区，既提高劳动效率，保证了职业技能的接续传承，又能稳定统治秩序；“三国五鄙”制度，“三国”就是把国都临淄及周边地区二十一个乡一分为三，“五鄙”就是把农村地区分为五个行政单元，使全国在行政上形成统一而完整的整体。

　　经济方面强调治国必先富民。在农业生产上提出“均地分力”主张，即把土地经过公开折算后租给农民，使其分户耕种，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劳动效率；推出“相地而衰征”的土地税收政策，依据土壤的肥瘠征收数额不等的实物农业税，使征税做到最大限度的公开、公平、合理；对工商业实行“官山海”政策，由国家专营盐铁、矿产及采取各种方式控制山林川泽，开辟了重要的财政来源。同时，设立各种优惠政策，广泛招商引资，“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

　　社会保障方面实行“九惠之教”。具体就是九件事：“老老”，即尊老养老；“慈幼”，爱幼；“恤孤”，抚恤孤儿；“养疾”，供养残疾人；“合独”，鳏夫寡妇合为一家；“问疾”，慰问病人；“通穷”，了解民间之穷困者的情形；“振困”，赈困，救济穷困之人；“接绝”，国家出资祭祀那些为国捐躯而又没有后代的人。每一件国家都设有专人掌管。注重关怀弱势群体，保障社会下层人民的基本生活，促进了齐国的稳定发展。

　　对外则举起“尊王攘夷”的大旗。尊奉周王为中原之主，与各诸侯约盟，协助维护内部秩序，抵御北方游牧民族以及南方楚国的大举入侵，主动承担起大国责任。

　　当时的周王朝衰微，诸侯坐大，戎狄内侵，内忧外患。为协助平息宋国内部争夺君位的变乱，齐桓公顺应形势要求，经周天子授权，在管仲辅佐下，于公元前681年，在北杏（今山东东阿）第一次主持会盟，迈出开创霸业第一步。齐桓公以霸主身份召集诸侯会盟十几次，史称“九合诸侯”；他支持周襄王继承王位，登上周天子的宝座，“一匡天下”。

　　公元前391年，田和将齐康公迁到海滨，只给他一座城做食邑，姜姓公族退出了齐国的舞台。公元前386年，田和得到周天子的准许，正式成为齐侯。公元前379年，齐康公死，姜姓绝祀。至此，田氏最终完全取代了姜齐的政权，不过仍然保留“齐”作为国号，历史上称为“田齐”，田和史称田齐太公。

　　田午弑兄夺位成为田齐第三位君主，谥号“孝武桓公”。后人为避免与齐桓公姜小白混淆，故多称其为“田齐桓公”或“田桓公”。他整顿吏治，并设立了稷下学宫。

　　齐威王很年轻就当上了国君，年轻的他开始骄傲自满，每天饮酒作乐，不但不认真处理国家大事，更不准大臣劝阻。如果有人不听他的话或违反他的规定，就会受到死刑的处罚。

　　一晃三年，国家混乱，邻近的魏国也常派兵攻打。大臣们对国家的安危很是担心，却又不敢劝告。大夫淳于髡知道齐王喜欢表现自己，那日见齐威王高兴，就故意出了个谜语：“宫中有一只大鸟，三年来都不飞不叫，大王知道这是什么鸟吗？”

　　齐威王本是一个聪明人，一听就知道淳于髡是在讽刺自己身为一国之尊却只知享乐，毫无作为。于是他回答淳于髡说：“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齐威王接受邹忌的建议，广开言路，虚怀纳谏。“令初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数月之后，时时而间进；期年之后，虽欲言，无可进者。燕、赵、韩、魏闻之，皆朝于齐。”

　　齐威王既善纳谏言，得到了许多兴利除弊、治国理政的好主意，又不拘一格任用贤能。他一方面选拔宗室之中有作为的人为官，比如任命具有军事才能的田忌为将军；一方面又选拔了一批门第低下、出身寒微的士人任职，比如因受妒而惨遭的著名军事家孙膑，以及出身赘婿却博闻强识的淳于髡。邹忌任相后，进一步建议“谨择君子，毋杂小人其间”“谨修法律而督奸吏”，举荐了多位贤能之士，一时间，齐国许多人才脱颖而出，尊贤重士在齐国蔚然成风，国家日渐强大。

　　齐、魏“徐州相王”后，齐国借此奠定了诸侯中的霸主地位，开创了齐国自春秋初期齐桓公首霸之后的又一辉煌时代。

　　从田齐太公田和被周天子封侯，到田建降秦，田齐共经历了八代君主，历时一百六十多年，其间经几代君主的努力实现了威宣盛世，作为战国七雄之一，盛极一时，一度与秦国东西并强，难分胜负。然而随着各国举措、国力角逐等各种因素的变化，齐国最终在大一统的历史大势中为秦所灭。

　　遥望历史长河，几千年来，或刀枪剑戟，或唇枪舌剑，历代各个王朝粉墨登场，似乎永远跳不出从兴起到鼎盛再到衰亡的历史周期率，这当中的原因错综复杂，内因外因交织。成功兴盛的核心和根本在于人，在于家治国安邦的雄才大略和抱负，在于卓尔不群、经天纬地的各类人才出神入化地施展才华。这是走进齐国故都留给我们的深刻启示。

　　让我们回头梳理一下齐国历史的几个重大节点。齐桓公在管仲辅佐下霸业虽盛，但是后继乏人。管仲去世，鲍叔牙、隰朋等人也已风烛残年，竖刁、易牙等奸臣当道，致使齐桓公惨死，齐国在中原霸主的地位也因此丧失。

　　管仲“病榻论相”，可谓其从政生涯的绝唱。齐桓公四十一年（公元前645年），管仲病重，齐桓公去探望管仲，询问谁可以继任齐国国相。管仲推荐了小事善于装糊涂、大事不糊涂的隰朋，并请求齐桓公驱逐竖刁、易牙、堂巫、卫公子开方等奸佞之臣。竖刁、易牙、开方是齐桓公晚年的三名近臣。竖刁为了接近齐桓公，自受宫刑，为齐桓公管理内宫而受宠；易牙为齐桓公管理饮食，为了讨齐桓公欢心，主动把自己的儿子杀死，蒸了让齐桓公吃；卫公子开方为了侍奉齐桓公，十五年不回国看望自己的父母双亲，甚至连父亲去世都没有回去送葬。齐桓公认为三人是不可多得的忠臣，想在管仲去世后任用他们为相。而管仲认为他们都是佞臣，连自己的身体、子女、父母都不爱的人，不可能爱国君，他们违反人性的反常行为只能出于非常的野心。如果他们受宠得势，只能是害君殃国。管仲去世，齐桓公一开始还遵守管仲遗言，任用隰朋为相，废除了竖刁等三人的官职，并将他们驱逐出宫。可惜，隰朋在管仲去世的当年也去世了。齐桓公离开了易牙等小人的侍奉，食不甘味，寝不安席，政事不理，后宫混乱，于是又恢复了他们三人的官职，致使三人专齐国之大权。三人专权将近一年，便开始作乱，建筑高墙，堵塞宫门，把病重的齐桓公软禁在一个屋子里，不允许任何人出入，并对外假传齐桓公命令以号令群臣，齐桓公“饥而欲食，渴而欲饮，不可得”。公元前643年冬天，齐桓公去世，无人收殓，以至于尸体上生蛆虫。孔子的七十二及其学生们在所作的《礼记》中记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齐桓公去世后，因为没有处理好君权继承问题，导致五子争位，国力大耗，外加当时晋国、楚国的崛起与壮大，渐渐取代了齐国中原霸主的地位。齐桓公有三位夫人，都没有儿子，但是齐桓公宠爱的六位如夫人都有儿子。齐桓公死后，他宠爱的六个儿子，有五个当过国君。直至公元前609年，齐人立公子元为国君，是为惠公，才结束了桓公五子争夺君位的内乱。

　　田建是齐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任国君。齐王建十六年（公元前249年），其母君王后死去，齐王建亲政，齐国大权落入了齐王建的舅父，也就是齐相后胜的手中。后胜是贪财庸碌之辈，收受了秦国许多贿赂，竭力逢迎秦国，促使齐王建大力奉行“谨事秦”政策，劝齐王建不修战备，也不助五国攻秦。齐王建在位时期，出现了“王建立四十余年不受兵”的局面。同时，秦国利用后胜贪财的特点，向齐国派遣大批间谍，造成齐国内乱。

　　公元前230年，秦国展开吞并六国的行动，十年之间，秦先后灭掉了齐国以外的五国，只剩下一个孤零零的齐国在东方。公元前221年，秦将王贲率军从燕地向南发起了进攻齐国的战争。齐国因长年不修战备，根本无力抵抗，面对如狼似虎的秦军，齐军望风而逃。这时，齐王建仍然不做任何抵抗准备，反而打算到秦国入朝称臣，幻想用这种方法获得秦国的怜悯。许多大臣反对齐王建的做法，但他不以为然。就在这时，秦王嬴政派使臣来诱骗齐王，说只要齐王投降，秦王可以封他五百里的采邑，齐王建信以为真，不顾国内臣子的反对和劝谏，没做任何抵抗，投降了秦国，至此，齐国。

　　齐国本来有条件和能力统一六国，可惜从齐湣王穷兵黩武时就埋下了齐国衰败的种子，最终在最后一代国君齐王建的昏庸和奸臣后胜的贪贿谄媚中灭亡了。尽管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用历史的眼光看，那时的统一是有利于社会发展进步的，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由谁来统一中国，齐国为什么从春秋五霸之首、战国七雄之冠的东方大国，到最终被强秦所灭，是有其深层次原因的。齐国上日益、军事上策略失误、丧失民心是内在原因。正所谓民心存，其政举，民心亡，其政息。

　　从齐、秦对比上看，一方面，齐俗尚侈而秦俗尚朴，秦“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秦国百姓“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另一方面，齐人开始重利，好功尚功已不及秦人。到战国中后期，由于经济发达，奢侈之风盛行，齐人贪图安逸之心日重，“众庶百姓，皆以贪利争夺为俗”。而秦国则不然，特别是自秦孝公用商鞅变法之后，“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极大地调动了秦人勇于战斗的热情，使秦军成为当时作战最勇敢、战斗力最强的军队。秦国在列国纷争的局面中，具备了取胜的优势。

　　春秋战国时期，列国战争频繁，百姓生活艰难。结束诸侯割据局面，完成国家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一次大的统一往往是、经济、人文、军事、自然地理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整个春秋战国时期的演变和发展中，随着各国举措、强弱变化以及时机把握等各种因素的演变，秦国逐渐壮大崛起，最终完成统一，而齐国则一次次错失良机，最终没有逃脱败亡的命运。齐之败亡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更多的是必然性，用贤则治，用愚则乱，用奸则败。“德不称其任，其祸必酷；能不称其位，其殃必大。”这是铁定的历史规律。三国时“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的诸葛亮一语中的：“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齐国立世八百年，历代君王扬短长；文武周王今安在？只见农夫挥锄忙！”

　　“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那日我和朋友聊起齐国这段历史，他突然问我：“假如春秋战国时代，齐国灭了秦国，中国历史该如何？”“假如齐文化兴盛，山东和中国会如何？”我说：“历史没有回头路，也没有假设！我们都是历史的亲历者、见证者和创造者。”应当说，中华各民族、各地域文化上兼收并蓄、经济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亲近，是国人之幸、国之幸。

　　齐文化是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有深厚、多元的历史根基和久远、强大的文化基因，发达的根系联系着经济、社会、历史、文化、艺术、哲学、教育等，也联系着人们的日常生活。精神之花、物质之果源于文化之根，文化乡愁源自精神传承。任何文化的兴起和发展，都有根有源，有其根脉性和必然性。

　　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孕育了五千年灿烂的华夏文明，见证了中华民族历史岁月的变迁，气势磅礴，英名远扬。因湟水、白河、黑河、洮河、清水河、大黑河、窟野河、汾河、无定河、泾河、渭河、洛河、沁河、金堤河、大汶河、小清河等众多支流的相继汇入，才有了主河道。万流归宗，即使地势险峻、沟壑纵横，也有势不可挡、气贯长虹的底气和力量，既趋利避害，滋润、灌溉沿途农田，又涵养生态系统、丰富生物群落，让中华儿女感恩戴德、繁衍生息、绵延不绝。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山东省，又称齐鲁大地，先秦时这里是齐、鲁两大诸侯国的封地，故称山东为“齐鲁之邦”。齐国的第一位君主是姜子牙，都城设在临淄；鲁国的第一位君主是鲁公旦的儿子伯禽，都城设在曲阜。齐鲁两国的建立，使周文化与东夷文化相互结合，逐步衍生形成更为繁荣的文化——齐文化和鲁文化，这也是古代中国文化中心由西而东的一次迁移。春秋时代，齐国霸业和鲁国礼乐文化的发展，促进了两国文化的相互吸收和融合；战国时代，齐国疆域向鲁地扩展，而齐国的稷下学宫，则是百家争鸣的文化中心。儒学、墨学等联系现实密切的“显学”，借助稷下学宫和齐鲁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在齐鲁大地迅速传播，呈现出思想和文化空前丰富与繁荣的盛况。

　　战国之时，各诸侯国之间兴起兼并战。为赢得主动，各国纷纷沿国界线兴建长城，而这股风潮是由齐国带起的。即使是修建时间较早的秦国东长城，也比齐长城晚了一百五十年左右，齐长城当之无愧是中国最古老的长城，被誉为“长城之父”。长城如一根常春藤，历经风霜雨雪，凝结着无数可歌可泣的精彩故事，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众志成城、坚韧不屈的爱国情怀。

　　“夫地形者，兵之助也”，齐长城西起黄河，东至黄海，在泰沂山脉山脊线上蜿蜒千余里，“长城之阳，鲁也。长城之阴，齐也”。淄川区太河镇涌泉村是当年齐国与鲁国中段相交的边境山村，目前保存着最完好的一段齐长城。蜿蜒曲折的齐长城建于悬崖绝壁之上，地势之险要，让人惊心动魄。确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气势，成为当年横亘在齐鲁大地上的军事要塞，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就来源此地。涌泉村是齐长城下的中国传统村落，村里遍地是石房石屋、石街石巷，山村古朴宁静，树龄几百年的梨树、杏树、海棠树、柿子树、山楂树、车梁木和楷树，成为涌泉村悠久历史的见证者。

　　巍峨的泰山的庞大根系深深滋养了山东人的优秀品格，历史进程中所体现的中华精神已深深融入山东人的血脉。齐鲁文化同根同源、互学互敬，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通过互相学习、相互融合，包容、认同、赋能，逐步走向“尚一统、求大同”。这也是中华文明从未中断，延绵至今的原因之一。

　　秦灭六国一统天下后，秦始皇对齐地的宗教信仰、哲学思想、学说，乃至方仙道思想都情有独钟，秦帝国的顶层设计中同样渗透着齐文化的多种元素。秦始皇敬重和钟爱齐鲁之地，三次东巡，亲抚齐鲁；封禅泰山，昭告天下；镂刻金石，冀传恒久；照临大海，曾为上蓬莱岛求仙药不遗余力。汉初的数代最高统治者，高祖、吕后、文帝、景帝，在黄老之学的指导恤民众、轻徭薄赋、休养生息，使自战国以来久经摧残的中国社会逐渐恢复了生命元气。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历史与现实、古老与时尚、外地文化与本土文化兼容并蓄、交汇互存，发育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齐文化、鲁文化，还有影响力较大的莒文化等。自秦汉时期始，齐鲁文化互相交融，共同促进了中华民族文化的融合、繁荣与发展。齐鲁文化不仅是山东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而且在中国古代文化发展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一直被称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宗，地位举足轻重。

　　虽然齐鲁两国文化都起源于东夷，却因建国目的、治国策略、人文环境、地理条件等的差异，导致文化上有所差别。齐国尚法治，鲁国尚礼治，齐文化“尊贤尚功”，鲁文化“亲亲尚恩”，这恰好为我们当下协调“德”与“法”的关系提供了历史借鉴。

　　应当看到，齐文化在三千年的形成发展过程中，经过碰撞、交流和融合，穿越时空隧道，融入满天繁星，汇入中华文明主脉，推动了中国历史、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早期文明的形成与发展。齐国时期形成的文化在溪流般汇入中国传统文化这一多元统一的文化体系之中以后，以新的形式和形态继续向前发展，从未间断。一方面，齐文化通过与儒文化的渗透、融合，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要来源和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齐文化中的阴阳五行学说、方仙道、黄老之学逐渐融合，产生了中国历史上影响巨大的正统宗教——道教。梳理起来，战国荀子是推进齐鲁文化融合的先驱和代表人物，他融合鲁齐礼法形成了“礼法并施”的治国思想。

　　总的来看，齐文化、鲁文化各有千秋、各有侧重。外在地看，鲁文化注重维稳守成，齐文化关注变革突破。内在分析，鲁文化内核是“仁”，讲究“仁义礼智信”，侧重做人，解决的是社会有序的问题；齐文化内核是“智”，重视“尚功”“重商”，侧重做事，解决的是社会活力的问题。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党民创造了两大世所罕见的奇迹：一是经济快速发展奇迹，二是社会长期稳定奇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解决好面临的诸多难题，巧渡“金沙江”，攀登“十八盘”，创造新的伟大奇迹，必须矢志不移地传承中国文化，延续中华文明，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

　　许多人对齐文化、鲁文化的区分，往往陷于看待“义”与“利”的态度和“守成”与“开放”的选择，其实这是不全面的。鲁文化并不排斥“利”，它强调利的正当性，齐文化也讲究“利缘义取”。齐文化的“开放”以诚信为本，鲁文化的“守成”以社会有序为前提，并不是僵化保守的守成。

　　世界各国在现代化的艰难探索进程中，都面临着类似的难题，那就是如何处理好“社会秩序”与“社会活力”这二者的关系，社会既不能惊涛骇浪，也不能一潭死水。尤其是国家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必定经历社会矛盾和风险的高发期。该当如何破局？归根到底靠文化。同步研究挖掘和弘扬传承鲁文化、齐文化的深刻内涵与时代价值，就能找到一把社会活跃有序、活而不乱、热气腾腾、动态平衡的“金钥匙”。

　　稷下学宫在齐国的出现，让各种思想得以产生、集合与发展、成熟。儒家、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纵横家、名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等诸子百家成为中华思想文化发展的源头和基础，形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脉。如果说，中华大地是中国民族精神谱系的琴键，那么诸子百家就是跃动的神采各异的精神音符，构成了点燃思想和文明火种的百花园。今天，我们可用异彩纷呈来形容诸子散文的繁荣与延续。先秦诸子散文风格各异，直接影响后世作家。汉代贾谊、晁错深受韩非影响；董仲舒、刘向则效法《荀子》；韩愈推崇孟子，其文也受《孟子》影响；苏轼文章深得《庄子》神韵。明清时期，学子们对诸子散文的喜爱和学习蔚然成风，注释评点，层出不穷，直接影响了明清时期的散文。

　　走进临淄城齐文化核心区，齐文化元素扑面而来。齐陵街道、雪宫街道、太公路、管仲路……一处处饱含古齐风韵的街名、路名让人心潮澎湃，仿佛回到了几千年前，又如同一张张灵动的城市文明标签，于无声处诉说着文明，让市民和到访者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文明新风。

　　站在淄河大桥上极目远眺，淄河之畔、牛山脚下的齐都文化城在太公湖北岸与我们静静守望，还有十多家民间主题博物（艺术）馆聚集栖落。这座历史文化底蕴厚重的城市，正吸引着八方游客。

　　齐文化已经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就说与齐国相关的成语典故，就有一千多个。譬如，一鸣惊人、一箭之仇、二桃三士、卜邻而居、九合一匡、门庭若市、义不帝秦、内忧外患、水深火热、勿忘在莒、风调雨顺、东食西宿、东郭之迹、田忌、老马识途、有恃无恐、讳疾忌医、呆若木鸡、围魏救赵、余音绕梁、鸡鸣狗盗、杯盘狼藉、画蛇添足、和而不同、秉笔直书、狐假虎威、南橘北枳、狡兔三窟、唇亡齿寒、爱屋及乌、趾高气扬、鸾凤和鸣、悬羊击鼓、割肉相啖、滥竽充数、愿者上钩、管鲍之交、螳臂当车、覆水难收……

　　齐鲁优秀传统文化有着特别丰富的资源优势。守正创新，兼容并蓄，赓续齐鲁文脉，成为一大时代命题。这些年，山东和淄博越来越重视齐文化的研究和传承。山东既崇文又尚武，在文化传承上想了很多招，积极寻求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弘扬跨越时空、超越国界、魅力无穷、具有当代价值的优秀文化精神。淄博更是冲锋在前，连续举办齐文化节，充分运用齐文化博物馆，改造齐国故城考古遗址公园，运用现代科技手段，通过声光电、全息技术展示齐文化，让齐文化传承“活”起来、“火”起来。弘扬传统文化，必须重视运用市场手段，但也不能被市场牵着鼻子走、被市场左右。市场并非万能，也会“失灵”。

　　2023年9月12日，齐国故都临淄举行了纪念姜太公诞辰三千一百六十二周年祭祀大典。淅淅沥沥的秋雨中，奏响《齐韶九成》之《祭礼》，姜氏后裔们身披绶带，与淄博市民汇聚，肃立于太公像前，共同寻根问祖。祭姜大典至今已连续举行二十年，打响了海内外“寻根问祖”的品牌。

　　创新是时代的主题，变革是使命的召唤，在推动社会转型与新生的时刻，齐文化变革、开放、务实、包容的核心精神，穿越时空，散发时代气息，闪烁不朽的思想光芒。稷下学宫与古希腊柏拉图学园同为世界轴心时代文明的摇篮，在那个旷世人才辈出的时代，为战国七雄励精图治、变法图强提供了大量足智多谋的雅士才俊。

　　淄博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齐文化像一棵大树的根须一样遍布淄博大地，繁茂着多样的文化因子。譬如，齐国故都临淄的稷下文化、蹴鞠文化，蒲松龄家乡淄川区的聊斋文化、陶瓷文化，鲁菜重要发源地博山的饮食文化和孝文化，旱码头周村的商埠文化、丝绸文化，清代诗学泰斗王渔洋的家乡桓台县的廉政文化和建筑文化，牛郎织女传说的起源地沂源县的爱情文化和沂蒙文化，北靠黄河、南临小清河的高青的湖河文化，张店的民俗文化……

　　大道如砥，奋斗如歌。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正徐徐展开，铿锵脚步正在远行。踔厉奋发、勇毅前行，深入探讨齐文化的分量和当代价值，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旺盛生命力，祖宗文化遗产与人类文明智慧叠加赋能新时代，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奏响“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生动乐章。

　　千年文脉历久弥新，文化精神薪火相传。想你时你远在天边，又近在眼前。其实你从未走远，时刻拥抱着我们火热的生活与美好的期盼……

　　（本文为节选，完整作品请阅读《人民文学》2024年06期。《齐风淄火》单行本将由作家出版社与山东文艺出版社联合出版）厉彦林：齐风淄火（节选）